作者简介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出生于俄罗斯，历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81年）、苏联（现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1967年）；师承俄罗斯汉学家、俄罗斯汉学研究彼得堡流派奠基人В.М.阿列克谢耶夫，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流派，被公认为当前俄罗斯汉学界的泰斗；20世纪60年代曾担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撰写10多部专著、500多篇论文，其中《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59）和《孙中山的外交政策观点与实践》（1964）被认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2013年3月23日，齐赫文斯基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见证新中国诞生和苏中建交
1949年10月1日，我有幸见证了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时刻。当时我站在观礼台的下方，观礼台上站着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有一些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的民主党派领袖。
由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亚·亚·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界人士代表团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首都前门老火车站，周恩来总理迎接了代表团一行。数小时之后，苏联客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政府公告，庄严地宣布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苏联代表团成员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注视着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高高升起，而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了28声礼炮，这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革命胜利。在广场上，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检阅和人民群众游行。
大典结束后不久，周恩来的助手韩叙（后来做了中国驻美国大使）来到总领馆，交给我一封周恩来写给莫斯科的信。信中向苏联通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情况，并希望苏联对新政权给予承认。我立即将信译成俄文并发急电给莫斯科。
第二天，苏联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中苏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换文（图源：《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10月2日，我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直到苏联大使抵达北京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了国书。之后，我被任命为参赞。
作为参赞，我常常与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们接触，比如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侯外庐教授，还有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著名翻译戈宝权先生。戈宝权1949年夏天正好在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他立即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直到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到任。
戈宝权，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苏联文学专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
在后来的中国之行中，我曾经拜访过戈宝权在南京的居所并认识了他的妻子。戈宝权是俄罗斯忠实而真诚的朋友，他在向中国传播俄苏文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戈宝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了爱国主义青年小组，这是一个亲中共的小组，1937年在南京活动，而后追随周恩来到汉口，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与外交使团联络的任务，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利益，维护抗日统一阵线。
1950年5月，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革命运动先驱吴玉章的请求，我为学校外交专业的学生作了几次关于国际法的讲座，之后就返回了莫斯科。
后来我又多次访问中国，主要是因为两类机缘：一是以科学院学者的身份，参加各类有关中国历史的学术会议；二是作为苏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受到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
我到过中国不少地方，比如广州、贵州、陕西、四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延安的访问，我亲眼看到了中国政府和当地政府对青年人和中年人进行革命历史教育的极大热情。
我在郑州参观一个新落成的高层历史博物馆时，遇到了一群军校学员。我注意到，他们饶有兴趣地了解博物馆中的展品并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录着所见所闻。
我与中国历史学家的深厚友谊
中国之行也使我与许多中国历史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首先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驱刘大年教授。
刘大年，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家，历史学家，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在苏中关系交恶的那段时间，我和刘大年有过辩论，但是我们的辩论仅限于对某些具体文献的阐释，并不具有武断的、意识形态的性质。
刘大年介绍我认识了研究所副所长张海鹏教授。除了在专业上有精深的造诣外，张副所长还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成功地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我撰写学术论文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教授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他写了很多关于纪实文献的文章。
刘大年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去世后，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教授接替他成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任继愈，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生前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
我和北京图书馆的老馆长、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袁同礼，河北徐水人，生于北京，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
我与他的前任袁同礼先生则认识得更早，那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5年末，当时我刚到北平。袁同礼30年代曾到过苏联，他在北京图书馆创立了俄语部，深受读者的欢迎。
齐赫文斯基编纂的《中国通史》
我的中国史学家朋友中，还有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他是公认的清史研究权威、清朝统治史的主要阐释者，发表了大量关于满清统治的文章。
2000年，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史学大会上，我有幸聆听过戴逸教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将康熙、乾隆与同时代的印度、土耳其和伊朗的国王做了比较，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
在近年来访问中国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许多地方都在积极修复“文革”期间损坏的历史文物，包括孔子的故乡曲阜。
在2007年北京国际史学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张海鹏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政府批准的关于考古和搜集县、乡一级清朝文献用于研究和出版的宏大计划。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到中国政府慷慨的财政支持。
当代中国研究所
朱佳木领衔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对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该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在许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
曹靖华，河南卢氏人，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被誉为“五四以来翻译苏联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一代宗师”，其译作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
每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我都要找机会拜访一下曹靖华教授。1944年我刚到苏联驻重庆使馆时，他在使馆教汉语，对我的汉语提高给予了很大帮助。那时，曹靖华经常生病，我每次都去医院看望他，因此也结识了他的女儿曹苏玲。曹苏玲是父亲忠实的助手。父亲逝世后，她出版了曹靖华的系列书稿，其中包括10卷本的著作及翻译文集。
关于我生活上的朋友，我想提两位医生，他们是林巧稚和诸福棠。他们对我的妻子和两个在北平出生的孩子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2006年12月18日，俄中友好协会在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140周年诞辰。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院士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图源：《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期间。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参加这一庆典的激动心情，中国展示了自己在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现场（图源：新华社）
天安门城楼上的嘉宾与北京市民一起隆重庆祝了人民革命胜利的纪念日。他们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感到无比自豪。
2013年9月2日，我驻俄大使李辉向齐赫文斯基院士赠送烧制其头像的瓷盘，作为其95岁生日贺礼。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俄友好协会在巩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中俄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繁荣，各种交流活动及参加人数都越来越多。中国对外友协东欧部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他们认真地准备每一次与两国文化交流相关的活动。在此，我想对他们每个人都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