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钱其琛（1928 - 2017） 1928年1月，生于天津，江苏嘉定（现上海嘉定）人；
194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相当大学文化；
1942年-1945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
1945年-1949年，任上海《大公报》社职员并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男中学委委员，徐龙区学生区委副书记；
1949年-1953年，任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委员，共青团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
1953年-1954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1955年，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
1955年-1963年，任驻苏联使馆二秘、留学生处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1963年-1966年，任高教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
1966年-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1982年，任驻苏联使馆参赞、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1982年-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
1988年-1991年，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1991年-1992年，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1992年10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93年7月-1995年12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
1995年12月-1997年7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
1997年9月，当选为第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8年3月-2003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98年5月-1999年12月，任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
2000年1月，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十三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
2005年11月，被授予蒙古国最高勋章——“北极星”勋章，以表彰其长期以来为发展蒙中关系所作的贡献；
通晓俄语、英语，略通法语。
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苏联。那几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1954年8月，我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那年我26岁，初为人父，女儿出生只有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派选一些团干部到苏共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我参加的是第四期，领队是当时在东北做青年工作的徐净武同志，副队长是北京大学的张学书。
我们19名学员，加上2名翻译，共21个人，是在1954年8月底离京飞往莫斯科的。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苏联飞机，从北京起飞，途中降落两次，并在伊尔库茨克过夜，第二天换乘大型飞机，中间又停了好几站，最终才到达目的地。
到莫斯科的那天，印象中那里好像刚刚下过雨，走出机场时，脚下还不时会踩到雨后一片片的积水。
1954年12月摄于苏联中央团校校外小湖上，左一为作者，中间为遇衍滨（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图源：《外交十记》
苏联中央团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镇威什尼亚基，离莫斯科市区有市郊列车6站地的路程。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个不小的湖泊，附近还有一座彼得大帝时期一位大臣的庄园，那时已改做博物馆。
团校的课程有联共（布）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主课，还有俄语、青年团工作等几门副课，另外就是体育课了，冬季还要学习滑雪。
团校授课采取课堂宣传和课下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课堂上先讲授三到四个小时。那些苏联教授的理论功底很深，讲起课来真是引经据典，照本宣科，马列主义的某个观点、某句话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几页上都能一一说出，分毫不差。
课下，我们则要用大量时间来阅读指定的理论书籍，也就是马列主义经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师围绕教学内容组织的课堂讨论，俄语叫“席明纳尔”。在这种讨论中，教师和学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可以互相提问，内容当然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很少有与实际相结合的讨论。
1955年5月在莫斯科苏联中央团校校门前，左一为作者，左三为汪家镠（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图源：《外交十记》
赴苏之前，所有学员只受过为时半个月的俄语训练。开始时，老师授课和师生之间交流都要通过翻译，从俄语翻译成中文，再将中文翻译成俄语。学习俄语成了首要任务。
根据学员的水平，俄文课分成四个小班开设，每个班约四五个人。分班前有个水平测试，让从地图上指出某个城市，还问一些诸如“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之类的问题。我和几位曾在国内自学过俄语的同学分在一个班，被其他同学戏称为“高级班”。
开学后，大家每天清早一起床就都忙着背俄语单词或朗诵课文。到了学习结束时，我和有的学员已经可以用俄语回答问题了。
除了课堂学习外，苏联团校还组织我们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工厂、集体农庄，以及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参观过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纪念馆，观赏过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过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以及听一些著名的歌剧。
1955年寒假，我们去列宁格勒旅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在一片皑皑白雪中，我们参观了冬宫、斯莫尔尼宫和因“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而闻名的“阿芙乐尔”号军舰。全班同学还在苏联和芬兰边界附近的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小茅屋前合了影。当年，列宁就是住在那间小茅屋里写下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暑假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去了乌克兰旅行，并乘船游览了黑海和克里米亚。
1955年6月，作者在莫斯科团校附近小湖旁留影。图源：《外交十记》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处于最好的时期。苏联团校的教员、同学、翻译，乃至后勤工作人员，对中国学员都非常热情，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顾得很周到。
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中国人喜欢吃花生米，就在课堂上说，她一定会给大家找一些来。过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这件事忘记了，那位老师却真的为大家带来了许多花生米。那是她从莫斯科市里千方百计找到的。当她把花生一一分给她的中国学员时，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班上的翻译瓦里娅还受校方委托，负责安排学员的各种活动，假期带领大家到外地参观访问。她不辞辛苦地帮助中国学员解决校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那份耐心、热情和周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0年代的苏联街景
那时，在我们中国学员的心目中，苏联是革命圣地、列宁的故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向往。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经济建设等很多方面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到了苏联都很兴奋，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苏联为榜样，好好学习。
但是，在苏联学习的时间长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多了，慢慢发现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难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不少苏联人在谈吐中，不时会流露一些不满情绪。大家最初深感诡异，想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几十年的苏联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也会不完美吗？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