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贻聪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曾获得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荣誉勋章（大十字鹰级勋章、友谊勋章和大十字大功勋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著有《结缘拉丁美洲》《我与卡斯特罗》《轻走天下》《雅园拾趣》《余温犹存》《加勒比绿鳄·古巴》《家国情怀——赓续篇》等书。
值此菲德尔·卡斯特罗诞辰99周年之际，我们特别编发此文。作为曾与卡斯特罗主席结下深厚友谊的老朋友，作者的文字里藏着跨越时空的交往记忆，也饱含着对这位伟大革命领袖的深切缅怀。
如今，卡斯特罗主席虽已远行，但其“理想不朽”的精神仍激励着我们。他留下的《总司令的思考》等著作，以及“瓜亚维拉”衬衣背后的文化共鸣，都在诉说着中古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的深厚情谊，愿中古友谊如加勒比海的浪潮般生生不息。
在我1995年底结束在古巴的任职后，卡斯特罗曾经多次打听过我的落处和近况，让我很受感动。我记得，在我同卡斯特罗于广州话别后，曾有几位古巴驻华使节先后向我提及卡斯特罗在关注着我。
徐贻聪大使在古巴烟草种植园参观。
1996年初，我调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后，时任古巴驻华大使格拉曾经告诉过我，卡斯特罗问过他我在哪里，他报告卡斯特罗说我改行在管一个出版社。
1998年，我在阿根廷期间，当时古巴驻阿根廷大使、我在古巴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罗德里格斯曾对我说，卡斯特罗对我再度回到外交岗位感到高兴。
作者（右一）在驻古巴使馆宴请卡斯特罗主席和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等古巴领导人。（图源：《我与卡斯特罗》）
我得到来自卡斯特罗的直接问候是在2002年。那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卡斯特罗主席支持和帮助办公室”（类似于我国的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马努埃尔来华访问，特地让古巴时任大使阿鲁菲找到我，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卡斯特罗主席委托他向我问候。后来，从驻中国大使岗位上调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格拉也曾带来过卡斯特罗的问候委托。
卡斯特罗的每次问候都让我感动不已，但我能做的只能是按照每个问候的途径，回以我的个人问候和良好祝愿，再有就是将他的问候记在心里，化作鼓励，像他期待的那样，为中国和古巴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继续尽一点绵薄之力。
正是受卡斯特罗的这种激励，我不顾年迈，在退休之后，曾于2002年、2004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5次去访古巴，以期为推动两国合作做些砖瓦工作。
卡斯特罗最让我感动的一次询问发生在2012年2月。2012年2月，我随我国一家希望探讨同古巴开展医疗合作可能性的广西公司去哈瓦那，帮助他们安排与古巴相关部门的会见。古巴对外友协副会长阿丽西亚是我在古巴工作期间认识的一位好朋友，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帮助我们联系安排了同古巴医疗服务中心、全国工商会和医药科研中心等单位的会见、会谈。
在拜会她时，我请她将我写的几本书、我的个性化邮票和我在几个国家担任大使的首日封转送给卡斯特罗和劳尔。此外，我将我在北京电视台做的关于介绍古巴的录像带送给了阿丽西亚，告诉她因为只有中文，不便送给两位领导人，只给友协作为资料。阿丽西亚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委托，还表示一定能够办到。
在我离开哈瓦那之前，阿丽西亚给我打来电话说，友协将我的礼物转送给了卡斯特罗，并向他作了说明。第二天，卡斯特罗给古巴对外友协打去电话，说收到我的礼品很高兴，但询问为什么没有录像带。阿丽西亚还对我说：“司令至今好像还很清楚地记得你，并在关注着你呢。”
劳尔本人则在2012年7月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对我说，他收到了我送给他的书、邮票和首日封，并为我感到高兴。
阿丽西亚的电话真的让我激动了好长一阵子，因为卡斯特罗已经86岁高龄了，却依然在记着我、关注我！
卡斯特罗与徐贻聪大使亲切交谈。
对卡斯特罗和劳尔，对古巴，我也在以我的方式予以持续关注，其中之一是以“订户”形式，每天从电脑上收看、阅读古巴有关方面发给我的《为了古巴》和《古巴艺术》等栏目的新闻报道，还有不定期的《总司令的思考》。古巴驻华使馆知道卡斯特罗以及劳尔同我的特殊友情，经常会将有关他们的消息告知于我。
《总司令的思考》
前不久（2012-2014年间），其现任大使白诗德还特地将一本《总司令的思考》中译本面赠给我，并动情地告诉过我，他原本想在劳尔2012年7月访华期间安排我到使馆同他见面，后因劳尔的日程实在太紧，只得放弃，但为中方能够安排我去参加胡锦涛主席为劳尔举行的宴会感到高兴。
在我回忆和品味同卡斯特罗、劳尔交往的进程中，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给各位听听，顺便讲讲古巴人的一个着装习惯。
1994年6月3日，徐贻聪大使和夫人在中国驻古巴使馆为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庆祝“双6·3”（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6月3日，1994年6月3日是其63岁生日）。图为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两位兄长拉蒙·卡斯特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徐贻聪大使夫妇在使馆内留影。徐贻聪大使身着“瓜亚维拉”衬衣。
在我同卡氏三兄弟的合影中，有一张我穿“瓜亚维拉”（一种前襟两侧绣有对称花纹或条纹的衬衣）的照片。“瓜亚维拉”虽是衬衣式样，但被古巴规定可以代替正装，因为它在热带地区穿着简便，又不失礼仪，劳尔与我见面时，有几次穿的就是古巴产的长袖“瓜亚维拉”。
“瓜亚维拉”衬衣
我因为怕热，不仅在古巴时一年四季经常穿着，包括我参加与卡斯特罗以及劳尔等领导人的会见或宴请、在国内出席拉美国家驻华机构夏天组织的活动时也常常用它代替西装。
2009年夏季的一天，我穿着“瓜亚维拉”去参加古巴使馆的一个大型活动，有位古巴朋友大大赞扬了我一番，并告诉我，在古巴中部的圣皮里图斯兴办了一座“瓜亚维拉博物馆”，收集并展出古巴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的各色“瓜亚维拉”。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着“瓜亚维拉”同卡斯特罗、劳尔和拉蒙三兄弟的照片，并想到这张照片可能对反映中古之间多层次、多角度的友谊能够起到一定的映衬作用，便将那件因为陈旧已在几日前被处理掉的“瓜亚维拉”找了回来，洗净熨平，连同照片委托那位古巴朋友捎给圣皮里图斯的“瓜亚维拉博物馆”。
令我十分高兴的是，博物馆馆长在百忙之中很快给我写了回信，感谢我送给他们的衬衣和照片，并附来当地媒体关于我赠送物件的报道。那篇报道赞扬了我对古巴人民的友好举动，认为我的捐赠体现了一个东方人对古巴人民的传统、梦想、喜好的理解和对大方、便捷的追求。
馆长在信中还告诉我，博物馆已经征集到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等十来位国际名人穿用过的“瓜亚维拉”，并对我的参与感到高兴和荣幸。其实于我而言，重要的不是送给他们一件旧衣服，而是有着卡斯特罗三兄弟在一起的照片，这在古巴也是极少能够见到的。
对于卡斯特罗和劳尔，还有不怕困难始终坚持自己理想和选择的古巴人民，我肯定还会继续带着尊敬和深情予以精细关注。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