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徐晃（1914年4月28日-1984年3月24日） 中国前驻秘鲁大使，在秘鲁首都利马因公殉职。
人物简介
朱晓林（1921年3月8日-2006年3月24日）外交部局级离休干部。
本文内容
三、到西南联大前后的革命活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顺应民意，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内安始能攘外”的反动政策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鉴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赴西安参加谈判，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1937年4月，周恩来（右四）参加杭州谈判后返回延安时，与毛泽东（右五）等欢迎者合影。（图源：中国军网）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
1937年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父亲受党组织委派，返回家乡山东泰安县城，参加县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山东将沦为敌后的形势，决定在全省立即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发出号召，要求“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8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共同主持校政。
作为长沙临时校址时的湖南圣经学校校门（图源：网络）
8月底，三校登报通知本校教职员学生到长沙报到。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决定北大、清华的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南下复学，继续开展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
9月下旬，父亲抵达长沙临大，与该校在长沙的7名北大地下党员组建党支部。
10月，父亲又与在长沙的北大、清华的党员共同组建长沙临大的党支部，由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领导。党支部成员有熊向晖、许立群等19人，并先后发展宋平等9位同志加入党组织。
11月中旬，经党组织批准并指示他要隐蔽身份，父亲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准备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从事抗日战地服务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参加服务团的有20余名长沙临大的学生，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陈忠经、熊向晖等人，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南京的青年学生。
12月9日，父亲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活动，请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徐老到长沙临时大学作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消息传到长沙的当晚，父亲参加长沙临大的同学们在长沙圣经学校操场举行的集会并登台演讲。他从国际大局讲到国内时局，表示面对抗战形势，莫悲观，要积极。“现在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我们要放下笔杆，扛起枪杆，上前线去！”他慷慨激昂的演讲得到全场学生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
12月下旬，父亲同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所有成员一道，乘火车离开长沙，前往武汉。临行前，父亲根据党组织指示，与熊向晖、池际尚三人组成地下党支部。服务团抵达武昌后，被安排住在武昌师范学校，等待胡宗南的“传见”。
12月21日，父亲获知中共领导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已于本月18日抵达武汉，并同蒋介石会谈，就国共合作、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建立陕甘宁边区、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协商。
12月31日，上午9时，父亲同陈忠经、熊向晖等在武汉大学珞珈山礼堂听取了中共领导周恩来及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的演讲。周副主席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号召青年“到军队里去”，以便“建立生力军，充实旧队伍”；“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父亲于当天下午返回驻地，向没有听演讲的人介绍了周副主席的演讲内容。大家认识到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所走的道路符合周恩来同志指引的方向。
当晚获知，胡宗南于南京陷落后，从淞沪战场率部队撤到河南信阳集结待命时，接到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电报，电称有不少知识分子踊跃参加该团，愿到胡的第一军服务。胡宗南当即致电表示欢迎，并转往武汉。战地服务团成员被告知自即日起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1938年
1938年1月8日，父亲同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员在国民党第一军驻武汉办事处楼（武昌小朝街湖滨），分三批接受胡宗南“传见”。胡宗南“当面考核并亲自决定录用事宜”。胡宣称他的第一军已奉命从徐州前线后撤到陕西，军部设在凤翔县，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开赴凤翔。
次日，父亲与熊向晖、池际尚三人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汉口中街89号、原日租界大石洋行）向董必武同志汇报了胡宗南接见的情况。董老高兴地说：
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恩来要你们注意三点：不要急于找党；隐蔽党员身份，不参与服务团领导工作；保持中立，不左不右。
恩来和我送你们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月中下旬，父亲在武昌师范学校同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员学习武器使用、游击战术，以及一些战地服务知识，包括打针、救助伤病员、捆扎绷带等。
1月28日，父亲同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乘军用列车从武昌经郑州转赴西安，两天后抵达西安，当晚再乘陇海线火车西行，前往宝鸡虢镇。
1月31日下午，父亲同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乘火车抵达宝鸡虢镇。国民党第一军补充团团长奉胡宗南之命登上火车，对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表示欢迎。
两天后，父亲同战地服务团一行从虢镇徒步40里走到凤翔，驻扎在凤翔西街天主教堂内。国民党第一军参谋长到教堂看望战地服务团成员，也表示了欢迎。
当月，根据胡宗南指示，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改名为“国民党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胡宗南并派其高级幕僚杨尔瑛任服务团指导员，对服务团进行所谓“疏导”。
2月4日，在凤翔期间，父亲同服务团其他成员一起向附近军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并开展医疗卫生工作。这些活动一般都是以团级部队为单位开展，包括教唱抗日歌曲、绘制抗日壁画、出版墙报、举办识字班、开设医疗站等。此外，服务团还与部队官兵座谈、联合演剧，并为当地农村民众开展知识教育和卫生服务。
在此期间，父亲多次与陈忠经一起登门拜访杨尔瑛，表示拥蒋、胡抗日，同时提出“为了今后进一步掌握局面”，要帮助胡先生开展“组织工作”，即成立所谓的“小组织”。杨尔瑛对“成立小组织”这一点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胡宗南交代他的使命核心，他遂即向胡报告。
5日，胡宗南来到凤翔，专门找到我们的父亲徐晃及池际尚、熊向晖三人，同他们分别谈话。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三人也都以不左不右的面孔出现，所以受到胡宗南的重视。胡宗南对我父亲说：“你将来到西安，做政治训练。”与池际尚（女）谈话时，胡宗南说：“池际尚啊，你很好，希望你做川岛芳子。”这是胡宗南要戴笠培训特务。胡宗南找熊向晖谈话，说是要送他去军校。
与胡宗南谈话之后，我父亲、池际尚、熊向晖三人碰了一次头，认为让我父亲参加政治培训、熊向晖进军校可以接受，但让池际尚做特务不行，不能去，遂让池际尚马上离开凤翔，经虢镇到宝鸡，去昆明西南联大复学。
8月，应胡宗南召见，父亲与陈忠经、杨尔瑛同赴西安（当时胡宗南的第一军军部已经移驻西安），与胡宗南“歃血为盟”，组建胡、杨、许（许焕国，即父亲徐晃）、陈四人组成“干部同志会”。此时，标志着我党在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进入“虎穴”，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0月，国民党第一军随军服务团在陕西凤翔驻扎8个月之后解散。父亲与陈忠经、申健等前服务团成员转到西安，进入国民党中央战时工作部训练团四团，作为“学员队第三期”接受了一个月的训练。
11月，父亲与陈忠经被分配到第八战区政治部工作，胡宗南亦升任该战区副司令。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随即成立。父亲与参加“歃血为盟”的陈忠经、杨尔瑛共同调入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杨尔瑛担任组训组组长，父亲和陈忠经成了杨尔瑛的左右。同时，为了及时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父亲与陈忠经冒险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夜闯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林伯渠（林老）同志的秘书居敬同志做了长谈，并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取得了联系。
12月，父亲离开西安，前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董必武同志汇报了西安胡宗南部中共情报组织的有关情况。董老即派清华大学地下党员许立群同志前往西安，与陈忠经、熊向晖、申健同志取得联系。同时，党组织决定派父亲前往山东国民党51军于学忠部工作，后经董必武同志提议，父亲转赴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并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云南地区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以及发动更多的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对1937年受党组织委派，深入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内部从事隐蔽战线情报工作这一段历史，陈忠经在《西安忆往》书中写道：
徐晃同志，从他离开西安之后，是我的一位长相思念的同志。解放后，他担任过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做过一段公安保卫工作；后来较长时间从事外交工作，最后担任我国驻秘鲁大使。
1953年2月19日，毛主席视察“长江舰”，徐晃（左一）等同志陪同。（图源：网络）
徐晃（左）陪同陈毅外长会见外宾。（图源：作者提供）
我永远深深敬慕他、怀念他，主要还不是别的方面，而是由于他虽然在陕西西安时间不长，但他是我们共同战斗过的西安这个小小战场的开辟者之一。现在人们常常说这个人或那个人过去在西安有过那么一点功劳，而往往忽略徐晃。我以为，不能忘掉他。
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成员于1983年7月在北京难得的一次合影。前排右一为我们的父亲徐晃，后排右四戴墨镜者为陈忠经，右三为申健，右二为熊向晖，前排右二是熊友榛（申健夫人），前排左二是谌筱华 （熊向晖夫人）。（图源：作者提供）
四、在云南开展的工作
1939年
1939年年初，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父亲辗转到达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的法商学院政治系复学。
3月，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在西南联大建立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党支部，袁永熙（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婿）任党支部书记。西南联大的文理法商学院设有党的分支部，有党员46人，父亲负责分支部的工作。父亲在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的同学章文晋任西南联大机械系党支部书记。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以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父亲带领组织成立了西南联大公开的进步社团——“群社”，并任联大“群社”社长及学生会主席。西南联大“群社”先从为学生谋福利着想，得到广大同学的信任之后，进一步举行时事报告会，出版《群声》和《大家看》壁报，组织群声歌咏队、暑期夏令营、下乡宣传等活动，成了贯彻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救亡、活跃民主气氛，团结广大同学与国民党反动宣传进行斗争的重要阵地。社员最多时发展到400多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进步社团。西南联大“群社”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肯定。
1940年
1940年年初，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形势逆转。中共中央南方局经中央批准，提出“三勤”政策，即勤业、勤学、勤交友。西南联大党组织认真执行了“三勤”政策，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学会隐蔽自己、埋头苦干，在职业上、学习上站住脚；在社会上、在群众中扎下根，甚至在没有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独自工作，以结交朋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1940年春，经西南联大党组织委派，父亲化名许唯宁，应云南省呈贡县呈贡中学聘请，同联大地下党员陈宣平一起到该校任教。父亲负责教英语、音乐和历史。同时在呈贡中学任教的还有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女作家谢冰心等著名学者。父亲和陈宣平以教书为掩护，在学校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串联进步学生组织秘密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先后发展刘品鑫等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党支部。
党支部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引导进步学生追求革命真理，并发动学生抵制三青团骨干分子在该校发展组织的活动。父亲与积极开展文化救亡运动的谢冰心、费孝通等老师相处甚好。就像冰心老师为呈贡中学编写的校歌歌词中所说的那样：“师生济济聚一堂，切磋玄颂乐未央。”歌词反映了当时师生情谊的融洽，也说明了抗日战争年代呈贡中学的兴旺，那是师生们永不能忘怀的时期。
1941年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务头子康泽到昆明策划反共阴谋活动。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了一线、二线、三线的部署，将西南联大里已经不同程度暴露身份的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50多名疏散隐蔽到云南省各县开展工作。
2月，父亲受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派遣，担任了中共云南省弥勒县首任县委书记。
同年春，父亲以弥勒一中、弥勒虹溪镇中学（现为弥勒三中）为据点，以教书为掩护，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刘荣显（彝族，1942年在虹溪镇中学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并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任教老师薛萃（1943年在虹溪镇中学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云南会泽县委书记）等人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父亲对学生要求很严，特别重视和关心学生们的成绩，在课堂上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到学生中去，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为云南地下党培养和输送了一定数量的新生力量。
5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再次指示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强调“个别联系” “党员转地不转党的关系” “党员和党的机关与上级失掉联系，须独立工作”。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及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弥勒县及呈贡县的地下党员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的指示精神，团结奋斗，细致工作，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迎接抗日斗争高潮做了准备。
据弥勒市人民政府网址关于徐晃书记的介绍，在秘鲁，我们的父亲曾书面回答弥勒县党史办来函，证实了他任弥勒县委书记及开展活动的情况。1984年3月24日，父亲在秘鲁首都利马因公殉职，中共弥勒县委发了讣告之后，发出唁电凭悼。
弥勒市人民政府网站截图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公众号
